全球文明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离不开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与深度参与。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一朵鲜花打扮不出美丽的春天，百花齐放才能让世界春色满园。多姿多彩是人类文明的本色”。中华文明因其固有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不但增强了世界文明的文化底蕴，而且激发了世界文明的生机与活力。面对西方文明时，法国学者于连·弗朗索瓦在他的文章《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中说，“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欧洲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
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局限，马克思和恩格斯未对世界文明的国际传播这个话题直接论述。但是，马克思却先见地科学地提出了世界交往理论，从而为世界文明国际传播这个交往的具体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高度赞扬世界的交往形态，抨击原子化的分裂的社会。在经典文献《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用“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的话语，来批评指责当时法国的社会状态以及这种状态对社会发展的危害。马克思认为，交往让历史推进到“世界历史”阶段。实际上，世界历史是黑格尔的伟大发现，也是恩格斯赞扬黑格尔的重要内容。马克思认为，“各民族的原始闭关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如若文明之间缺乏交往与传播，就有可能像曾经在历史上有过辉煌成就的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一样，逐渐失去生命力。
早在20世纪初，世界文明交往以及隐藏其中的国际传播问题就已经引起经典学者的高度关注，比如人们熟悉的马克思·韦伯通过文明比较法来界定和解释西方文明。从马克思·韦伯的整个学术史可以发现，人们最为熟悉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仅仅是其文明比较研究的导论而已，《诸世界性宗教的经济伦理》《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印度的宗教》以及《古代的犹太教》才是其文明研究的“国别史”。尽管韦伯的文明研究及其比较方法早在20世纪初就被学界认识，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才通过费孝通先生的引介开始关注。然而，十分可惜的是，正当学界开始研讨文明交流互鉴的世界意义时，国际上却出现了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中国文化落后论”等奇谈怪论，我国学界不得不仓促间转向具有论战意味的“文明和平论”。在“和主义”范式下，国际传播学者相继在传播渠道、传播内容、传播手段以及公共外交等方面提出了策略，为实践文明传播提供了理论指导。目前关于“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的研究，学界已经开始结合新媒体技术的相关理论，从平台世界主义、数字想象等角度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回溯世界文明国际传播的研究文献，我们会发现，一方面，学界在文明冲突领域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对话研究范式，比如文明冲突论与文明和平论；另一方面，在传播策略上已经注意到数字媒体对于文明国际传播的价值。但是，基于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的文明国际传播研究还不够深入，而世界交往理论却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理论，对此缺乏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舍本逐末。与此相对，文化学者、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等其他领域专家已经对新文明形态的世界价值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因此，该理论范式的匮乏造成的后果是，我们难以对世界文明国际传播的价值作出正确的判断，同时也难以推动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理论对话与发展。
基于以上思考，本文试图在此领域从世界交往的角度对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形态变革及其未来图景进行探索性研究。
一、世界交往：世界文明国际传播研究的唯物史观
世界文明发展史表明，文明传播形态的变化比如强盛或衰落往往跟世界交往程度有紧密的关系。近代中国的闭关锁国和改革开放史的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世界交往程度越深入往往更能促进文明之间相互借鉴，激发生命力，提升文明传播力，反之，某个文明就会故步自封，内陷而亡。交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涉及传播的主要概念。根据陈力丹教授的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交往指的是“包含了这个词的全部含义，指个人、社会团体、民族、国家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传通。因而，这是一个宏观的社会性概念”。恩格斯在晚年曾经说，“依靠了现代的交往方法，依靠了铁路、电报、巨大的工业城市、报刊和有组织的人民集会”。由此可知，这里的交往具有一种宏观的普遍意义，它不仅仅指代电报、报刊等为代表的传统媒体，而且还包括铁路、工业城市等物资平台，从而实现了概念的跃升。宏观的交往价值在于：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一种社会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对于民族国家而言具有极为明显的正向作用；其次，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缩短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增强了社会活力；最后，交往一旦打开，就会冲破阻力，最终发展为世界的普遍交往，使各个民族和文明的交往日渐同步化。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交往绝不仅仅是狭义的单个个体之间的简单重复的互动过程，而是能够增进交往因素从量变到质量的促进力量。
在交往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了“世界交往”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在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比如恩格斯就发现，由于交往的推进，英国最落后的地区竟然跟最先进的地区实现了“文明的融合”，他说，“现在这里已经是道路纵横的地方，而这样一来也就给文明开辟了进入这个偏僻地方的道路”。“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个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越来越彻底，历史就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由此，世界交往以及由交往革命带来的文明传播使交往中的文明充满活力。马克思认为：“电报已经把整个欧洲变成了一个证券交易所；铁路和轮船已经把交往手段和交换的可能性扩大了100倍。”恩格斯描述得更为详细：“由于交往手段的惊人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马克思看到，正是世界交往的深入，让英国文明不但得到了新的发展而且也传播到亚洲。英国人在印度的电报网，使印度、欧洲、东南亚连接在一起，最后竟然巩固了大莫卧儿人的统治。
除此之外，马克思还认为，世界交往能够起到阻止文明倒退的作用。16世纪以前，地中海、欧洲沿海贸易的中心意大利，在新航路的开通后，逐渐走上衰落。但是，到了19世纪，随着文明交往的深入发展，这种历史的倒退竟然被制止了，该地区重新走向新的文明世界。为此恩格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铁路和电报、现代化的蒸汽印刷机使这种荒唐的倒退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相反，它们正逐渐地和坚定不移地消灭封建关系和行会关系的一切残余。”这仅仅是19世纪媒介技术发展的结果。实际上，如果马克思、恩格斯能够生活在当下，那么，他们将会欣喜地看到世界东方有一个崭新的国家基于国家独立后因改革开放而呈现的文明新图景。
二、世界交往推动文明传播形态变革
文明国际传播形态指在世界交往中不同文明所呈现的国际传播样貌，比如西方文明在国际传播中呈现的“文化帝国主义”面貌、中华文明在国际传播中呈现的“和平”样貌等。从大历史上看，文明国际传播形态的变革受多种因素影响。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认为文明交往的深度、频率、广度等量上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文明国际传播形态的历史性演变。比如，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世界交往处于区域性国别史状态中，中华文明限制在东亚地区、西方文明限制在地中海地区，二者之间缺乏机制性交往，文明传播往往以缓慢的、试探性的以及部分毁灭性的古典样貌存在。最为明显的案例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传到欧洲经历了漫长的500多年，希腊文化向埃及和西亚广泛传播历时300多年。16世纪后，随着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及地理大发现，世界文明传播史由于世界交往的物质基础的革命而发生加速度改变。一方面，区域性的文明融入了更多的异域文明而活力四射；另一方面，全球文明在传播中越来越多样化、丰富化。
（一）交往革命构造文明传播基底
工业革命驱动着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和对外扩张。作为工业革命的成果之一，印刷技术的更新推动着文明交往的频次和深度。马克思高度肯定印刷术，甚至认为印刷是“最伟大的发明”。印刷术之前的文明传播大多是口头传播或者手抄新闻，其传播效率低下，广度有限。印刷术的普及则推进了文明传播的效率，让西方的地区文明因传播力的提升而成为优势文明。尤其是基督教文明的传播，充分证明了以印刷术为代表的工业革命不但是新教的工具，而且也是西方文明侵略其他文明的起点。比如，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就是由英国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米怜，于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的世界上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它在传播宗教知识的同时，也将西方文明传播到中国。
实际上，整个20世纪，西方文明都在先进传播技术的加持下以文化霸权的气势，掠夺或压制其他文明的成果，占据着世界文明的主导地位。塞缪尔·亨廷顿深刻指出：“文明之间最引人注目的和最重要的交往是来自一个文明的人战胜、消灭或征服来自另一个文明的人。这些交往一般来说不仅是暴力的，还是短暂的，而且仅仅是断断续续地发生的。”理论上形成的各文明平等、融合发展的格局被无情地打破，非西方的文明及其传播受到压制，全球文明传播格局变成了西方文明绝对主导的帝国主义模式。
到21世纪第四次工业革命，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传播技术的普及和发展，才为其他文明传播的崛起提供了翻身、反西方话语霸权的机会，为其他文明国际传播奠定了基底。这次工业革命在传播领域赋予不同文明主体国际传播表达权，让不同文明都能够在国际舆论场中进行真理的交锋，并让这种交锋越辩越明，从而让优秀的文化脱颖而出，让西方特意制造的文明神话祛魅。
（二）媒体技术革命破除西方文明神话
西方文明神话是世界文明国际传播的话语背景，具有深厚的历史内涵，普通的、单一的因素并不能挑战其话语权。历史地看，对其破解需要革命性力量的参与。“冷战”后，伴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在全球民众心理达到顶峰。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直接定义为，“自由民主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从今天东升西降的国际格局趋势的角度看，这种观点充满着历史局限性和荒谬性。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这种西方文明神话在西方媒体的宣扬下几乎成为全球最主要的“普世价值观”，其他文明对其深信不疑，甚至为此而改变本国文化。基于西方文明话语的所谓“普世价值”本身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原因有二：第一，其强调某种价值上适用所有人，无论是哪个国家、人民和种族；第二，强调适用于任何社会，无论该社会进入何种形态。实际上，这种狭隘地将西方文明鼓吹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的一种学术传播行为，客观上排斥或者贬低了其他文明，严重违背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但这就是当时的价值观事实。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探讨的统治阶级与其意识形态地位的理论，即，“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进而推导出，由于西方媒体的文化帝国主义属性，他们将西方文明中内含的西式民主及其社会价值和制度包装成全球“普世价值”，通过西方文明的国际传播而迷惑进而取代其他文明的核心价值。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其他刚刚独立的国家发生的“和平演变”事件几乎都证明了其他国家对西方文明神话的迷思。
如今，由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以及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发展而创建的社交媒体，让人们对西方文明神话产生了质疑。在新媒体的深度使用中，人们如同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另一个与西方叙事不同版本的文明叙事。人们逐渐认识到，西方文明所标榜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忽略具体社会的概念，原来只不过是将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某种特殊价值包装为全世界全人类的普遍价值，这种“虚假性”显然是在维护西方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甚至背后掩盖的是一些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本质。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西方文明一直构建的文明神话不过是地中海区域性文化而已，其他区域的文明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亨廷顿就毫不客气地指出：“西方军队的组织、纪律和训练方面的优势，以及随后因工业革命而获得的武器、交通、后勤和医疗服务方面的优势，也促进了西方的扩张。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亨廷顿提醒西方文明，“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实际上，亨廷顿仅仅说出了一半的事实，另一半事实是，不仅其他文明的老百姓，就连西方老百姓也开始认识到自己文明的虚伪性，他们发现，他们的媒体是本国统治阶级为维护自己利益而宣扬，那些价值根本不代表普通老百姓的价值观。
（三）文明力量变革重塑全球文明传播格局
自20世纪以来，全球文明的传播格局基本上呈现着“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特征，非西方文明几乎处于弱势地位。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不但遏制了其他文明优秀部分的国际传播，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灭绝了非西方文明。历史无数次证明，西方文明具有极强的侵略性。世界上很多曾经显赫的民族、强大的帝国、辉煌的文明，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比如，亚洲的古印度文明、波斯帝国，非洲的古埃及文明、迦太基古国，美洲的印加帝国，它们的灭亡固然有很多因素，但外敌入侵通常是最后的“致命一击”。
萨义德发现，“帝国主义发动战事，自然主要是为了争夺土地，但是一旦关系到谁拥有某片土地，谁有权在上面居住和干活，谁建设了它，谁赢得了它，谁筹划它的未来——这些问题无不在叙事中反映出来，在叙事中展开争论，甚至曾一度在叙事中见分晓。叙事产生权力，叙事还可以杜绝其他叙事的形成和出现”。为了进一步构建合法性，帝国主义就有可能采取文化灭绝政策。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就是最好的说明。
由于已经认识到西方文明独霸世界的危害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学术文献《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又称为《麦克布莱德报告》。该报告在许多方面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平等、公平的传播结构的立场、观点与合理要求。《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倡导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主张通过放松版权法规，促进信息传播技术自由交流，鼓励第三世界国家出版业发展，以及更多的传播资源共享等措施来改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信息传播资源不平等的状况。这种呼吁显然触动了西方文明的利益，违背了西方文化独霸世界的宗旨，故而，美国前总统里根指责教科文组织是“第三世界批评美国和以色列的讲坛”，时任国务卿舒尔茨将该组织称为“浪费的官僚组织”，“具有第三世界偏见”。为了达到威胁和阻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进一步工作，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撤销了会员费。实际上，美国已累计欠教科文组织6.19亿美元。美方在致教科文组织的信函中表示将在未来几年内分期付完，包括“让美国国会2024财年拨款1.5亿美元，支付2024年美国的分摊会费以及偿还美国的欠款”。美国的退出和后来重新加入这种反复无常的行为表明，美国离不开世界文明大家庭，同时也说明，文明力量的变革已经动摇了西方文明独霸世界的格局，不然它也不会如此利落地补交会费。
如今，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非洲文明和印度文明等其他文明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公共平台大力传播本国文明，不但助推了发展中国家以及前殖民地国家的文明影响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国际传播格局。尤其是中华文明国际传播，以其深厚的历史资源和蓬勃的生命力，逐渐展示出与西方媒体不同的新文明形态的发展路径。全球文明传播格局越来越具有平衡性。仅以文化产品的进出进行可以看出中华文明的魅力。根据《文化产品进出口统计目录（2022年版）》进行统计，文化进出口额为1802多亿美元，同比增长15.7%。
三、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新形态的创生
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新形态是一个专门名词，特指在中国创生的最终在国际舆论场上定型的国际传播新形态。跟传统的文明国际传播相比，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新形态主要体现在内容与特质上。从百年奋斗史可以看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是社会主义文明的当代中国形态。因此，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新形态特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当代国际传播形态。
（一）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活灵魂：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一直是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指导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以下简称《对外关系法》）第三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展对外关系，促进友好交往。”具体而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认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一件大事，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五个“事关”充分说明了党中央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高度重视，其中就包括国际舆论工作。
而在舆论导向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新闻舆论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各类媒体、各类新闻报道都要讲导向，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就要遵循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这一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和新闻舆论工作的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当然也包括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以及为此而奠定基础的各种媒体和传播者。
其次，对于新闻舆论工作的党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媒体的所有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的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做到爱党、护党、为党，“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面对新媒体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信息传播新技术迅速发展，媒体融合已成为大势所趋。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以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
对于国际传播，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多次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此，习近平总书记还专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总书记强调：“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
从守正创新的角度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活的灵魂，是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新形态发展的指导思想。
（二）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内生动力：顺应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发展大势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创造了绵延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究其原因，一方面，工业革命后，西方列强船坚炮利，而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农业社会，生产力落后，中西实力差距巨大，面对西方列强只能任人宰割。另一方面，清代统治者不思进取，未能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关于近代中国为何落伍，马克思有一段极为深刻的论述，“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角斗中被打垮”。十月革命前，一代又一代中国先进分子试图通过走西方文明构建的道路来拯救中国，结果证明这种道路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让中华文明重新焕发了生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七十多年里，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然而，正当我国拥抱全球化，大力推进改革开放时，一些西方大国却出现逆全球化的趋势，我国外部环境又开始恶劣起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重新调整对华政策。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贸易中保护主义盛行，全球治理中单边主义加剧，全球供应链出现被动断裂和主动脱钩，某些发达国家极端政治倾向加重、国家安全概念泛化、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抬头。正是看到了世界环境巨变带来的巨大影响，习近平总书记以一种穿透历史迷雾的清醒提示人们注意，“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走到了关键当口。是坚持合作与融合，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是携手维护和平稳定，还是滑向‘新冷战’的深渊？是在开放包容中走向繁荣，还是在霸道霸凌中陷入萧条？是在交流与互鉴中增进互信，还是让傲慢与偏见蒙蔽良知？历史的钟摆朝向何方，取决于我们的抉择”。
从世界交往的历史表明，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趋势依然不会改变。这是由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决定的。江小涓教授指出：“世界疫情大流行后，很多数据表明，全球贸易增长快于全球GDP增长，贸易占全球GDP比重持续上升。经济全球化必然推动文明交往的深入。”亚历山大·利洛夫也认为：“未来的世界政治不是由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而是由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决定的。任何一个现代大国（包括美国）都不会拥有成为全球帝国的资源，任何一种文明都不会同意世界成为单一文明的帝国。新的范式就是多元文明世界和与之适应的多极世界秩序。”多元文明交流互鉴已经成了一种被其他民族和文明接受的意识形态和信念，很多国家认为中国倡议的文明倡导具有指导意义，认为人们应该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正是看到世界交往的不可逆性，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方欢迎各国积极参与倡议合作，促进不同文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打破交流壁垒，赓续人类文明的薪火。”为了表明中国的坚定立场，我国还将这种理念以法律的形式宰制下来从而在对外关系中推动实践。《对外关系法》第18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推动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立体化的对外工作布局。”第23条更加具体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张世界各国超越国家、民族、文化差异，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三）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新基础：世界数字平台的建构与实践
在传统的国际传播领域，西方主流媒体几乎主导着国际舆论导向，拥有绝对话语权，这个赛道已经拥挤不堪。基于新技术的发展，重构国际传播赛道成为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首要选题。以TikTok、推特等为代表的全球新媒体的出现在虚拟世界重新构建了人类精神交流的新平台。这种跨国数字媒介平台不但赋予全球普通大众以传播权、内容生产权、信息阐释权，而且还让不同文明背景的用户围绕某个议题平等地进行交流。有学者将这种现象定义为平台世界主义，基于跨国数字媒介平台，各参与主体进行充分而平等的文明交流互鉴与友好协商对话，最终助力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平台世界主义区别于国族中心主义。国际传播的国族中心主义依然沿袭20世纪后半期形成的模式，依然在根深蒂固的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赛道上竞争，但是，世界平台主义依托跨国社交媒体仅仅从文明交流的角度进行国际传播，这是二者最大的不同。
早在2014年，我国已经就如何推进媒体融合进行了顶层设计。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重中之重是媒体融合发展。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经过这几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在国际传播的数字平台建设上处于世界前列。
与此同时，基于数字平台的文化新传播也越来越受到世界欢迎。比如李子柒的《年货小零食》《吊柿饼》《一颗黄豆到一滴酱油传统手工酿造》《竹沙发》《蚕丝被》等，跨越了中西文化差异的鸿沟，触及了现代人的某种共性渴望，润物细无声地传播了中国文化。据统计，这些视频受到了来自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巴西、日本、菲律宾等国粉丝的喜爱，视频最高播放量已超4000万次，所上传的100多条视频累计播放超过10亿次。而中国游戏《太吾绘卷》《师父》则走向海外，将武侠精神与中国功夫等传统文化以“玩乐”的方式传达给海外受众。古代宫廷的“雕花”被运用至口红设计并通过直播带货成为“爆款”。最近火遍国际平台的“河南老哥土式英语非洲开会”视频更是表明，中华文化不但受到国际舆论场的高度关注，而且已经成为一种主导性文化。更加可喜的是，以乌干达的博主Rose、土耳其的阿布等为代表的生活在中国的“洋网红”，也开始通过社交媒体向本国介绍中华文化，他们以第三视角展示外国人眼中的“中华”想象，让中华文明更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这些以普通老百姓为传播主体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现象级传播案例一定程度上为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未来图景奠定了基础。
四、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未来图景
过去的历史是无法假设的，未来图景却可以根据现在的实践以及物质条件推测出来。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交往理论，思考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未来图景，一方面需要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下，积极运用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新成果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贡献中国智慧，另一方面，还需要站在批判西方文明国际传播的立场上进行勾勒。
（一）超越文化帝国主义：走向平等和平的国际传播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前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独立。为了发展经济，一些国家便向当时的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寻求援助。然而，随后这些国家精英就发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超级大国在提供援助的同时会附加文化帝国主义的不合理要求，比如放开媒体管制，允许超级大国的文化侵吞本土文化等。结果，这些国家在发展的同时，意识形态却越来越不安全。
1968年1月，在哈瓦那召开以“知识分子与第三世界人民的解放斗争”为主题的国际文化会议上，一些国家代表开始提出“文化帝国主义”概念。赫伯特·席勒敏锐地注意到国际社会上反对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思潮。他在1969年发表了《大众传播于美帝国》一书。席勒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合理化了社会制度并且将信息、受众商品化，而这些都来源于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同时，席勒将这种思想发展到全球传播中，认为美国通过资本和技术优势对其他国家进行着电子侵略，导致第三国家不得不复制美国的商业体制，从而在意识形态上受制于美国的产品。席勒由此认为技术、经济发展上的不平衡必然会使得“信息自由流动”这种带有迷思性的表述掩盖了美国正在“将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强加于弱小国家”的事实。
实际上席勒看到的美国文化帝国主义还处在受限制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美国进一步放松媒体管制后，其文化帝国主义属性进一步被释放，美国资本开始疯狂控制世界文化，以至于其盟友法国和加拿大也深受其害，不得不制定限制美国文化的政策。
中华文明国际传播之所以能够超越这种文化帝国主义是由中华文明和平相处的本质决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直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并把这种原则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对外关系法》第4条明确宣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以法律形式将我国对外工作界定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表明，我国不可能秉持非和平、非平等，具有侵略性的文明交流形式。
历史一再证明，中华文明是和平、善良的文明。郑和七下西洋、四赴非洲也没有像西班牙征服者的骑兵和步兵那样对待当地的土著。马克思说：“荷兰人为了使爪哇岛得到奴隶而在苏拉威西岛实行盗人制度。为此目的训练了一批盗人的贼。盗贼、译员、贩卖人就是这种交易的主要代理人……他们走到哪里，那里就变得一片荒芜，人烟稀少。爪哇的巴纽旺宜省在1750年有8万多居民，而到1811年只有8000人了。”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雅塔认为，“长颈鹿的故事”作为肯尼亚与中国友好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在肯尼亚也广为流传，是肯中友谊源远流长的一个象征。
到了近代，中国人更是用实际行动传递着中华文明和平性特征。比如，在非洲被誉为“马拉之友”“野保英雄”的星巴，深入非洲全职做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让自己所在的保护区的狮子数量从2013年的12只增长到如今的80多只，猎豹、斑鬣狗、斑马、角马、长颈鹿、羚羊的数量也都翻番。还有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中国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也深受非洲人欢迎。这些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文化产品和志愿者让人们深刻领会到什么是中国文化的和平性。
（二）超越资本主义文明传播模式：走向更加合目的性的文明传播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资本主义文明传播体制是以西方跨国媒体体系为前提而建立的，这种体系的形成是20世纪中期以后国际舆论场混乱的产物，实质是西方媒体的联合。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一个有着大量特殊制度特征的体系，包括四个基本的制度性维度：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军事力量和监督。吉登斯认为，资本主义是西方社会的根本，资本主义强烈的扩张性迫使工业主义必然持续性地进行技术创新，从而利用新技术来巩固军事力量和对国内外人民的信息控制和监督。按照吉登斯的理论，人们会发现，资本主义传播模式几乎是配合资本主义国家对所有国家包括自己国家的老百姓所实施的一种无所不在的信息控制模式。其根本目的是攫取资本，至于是否为本国普通人服务，则不在考虑之列。当这种模式复制到其他国家时就造成了文明国际传播的混乱和不平等性。
中华文明国际传播跟西方资本主义国际传播截然不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国际传播受私有媒体资本的驱动，因此他们必然为了资本而挑动文明之间的冲突。这是因为“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我国的媒体与之不同。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明确指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党管中华文明国际传播，严格制止了国际资本对国际传播的非理性干涉，坚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让中华文明国际传播一直处于合目的性和合规律的道路上繁荣发展。
（三）超越文明传播中的冲突、隔阂：构建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国际传播图景
第一，文明冲突是亨廷顿以及秉持文明决定论的学者的核心概念。文明冲突论认为，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分为二的，主要的区别存在于占统治地位的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然而，其他文明之间也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因此，世界是划分为一个统一的西方和一个由许多部分组成的非西方。第二，民族国家是而且仍将是世界事务中最重要的因素，但他们的利益、联合和冲突日益受到文化和文明因素的影响。第三，世界是无政府主义的，充满了部落和民族冲突，但是对稳定造成最大危险的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冲突。
不同文明国际传播冲突是文明冲突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具体呈现，指的是为维护本文明利益而对其他文明实施的污名化、妖魔化、信息战以及舆论战等非交流互鉴目的的国际传播行为。文明传播冲突具有极强的危害性。第一，文明传播冲突可能会造成国际冲突，最典型的事例是巴黎《查理周刊》枪击事件。《查理周刊》是法国的一家讽刺漫画杂志。2012年，该杂志出版了将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画成讽刺主人公的漫画作品，题目选取了当时红极一时的电影《不可触碰》，讽刺意味十分明显。这种不尊重伊斯兰宗教信仰的传播行为引起了宗教极端分子的强烈不满。2015年1月7日，《查理周刊》总部遭到恐怖分子袭击，结果造成12人死亡、多人受伤。第二，文明传播冲突撕裂国际社会，让不同文明的人们处于对立状态，影响和谐世界的构建。第三，文明传播冲突还会引起国际战争。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文明传播冲突会让国家之间产生仇恨，进而在某个导火索的触发下导致国家之间战争。
之所以说中华文明国际传播超越了文明传播冲突路径，是因为中华文明国际传播一直秉持尊重基础上的“交流互鉴”。坚持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我国已经将这种理念写进了《对外关系法》第44条，即国家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世界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中国，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用成文法律的形式规范中华文明国际传播路径的国家，这种法治化行为表明，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已经在制度上超越那种以妖魔化、污名化其他文明的传播冲突行为，意味着中国话语权甚至世界文明传播史已经站在历史新起点。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